[73]但既有的法律草案审议中的所谓合宪性审查，是不普遍、不充分和不够显明的。
并对重要程度标准进行批判，提出应当采用影响程度。它们都对中央与地方的立法权限做出了基本划分，《立法法》（2015年）是一般性、总体性的划分规范，行政三法是关于具体执法手段的设定规范。
这似乎与上述以事务性质为划分标准趋同，而且，地方立法的效力所及当然仅限于本地区范围。比如，从我们对深圳市行政审批改革的调研看，《行政许可法》（2004年）第20条、第21条规定了行政许可实施之后的修改或废止程序，[39] 实践上却因沟通成本过大而很少适用。[24] 这是充分发挥地方熟悉了解本地情况，便于因地制宜，制定针对性强、有地方特色的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从而体现《宪法》关于发挥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原则的精神。在我看来，地方性事务是可以识别的，因为只要地方立法不涉足中央专属立法的事项，即使该领域已早有中央立法，只要其没有明确表示完全优占，就不排斥地方制定补充性的法规和规章。因此，影响地方治理能力，不是因为法治的进程挤压了非正式的运作方式，而是没有在立法上划清中央与地方的事权，没有为地方治理留下足够的法律空间与手段。
第三，允许地方性法规设立冻结存款、汇款。第四，允许地方性法规设定部分行政强制执行方式。[42]即便能产生影响，原行政行为也可能是被撤销并被新行政行为所取代。
[72]尤其需要注意在上述两种价值之间寻求最佳平衡点——这是合理划定忽略不计之适用范围的前提。[55]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不构成绝对程序瑕疵的情形下，德国理论界对第45条的补正规定也采取了限缩解释，从而与立法层面的宽容态度形成鲜明对比。其二，应严格划分不同法律后果之间的界限，在强调权利保障与依法行政二者之重要价值的同时，也应关注程序经济的价值，毕竟，违反法定程序之任一要求并不必然导致行政主体作出错误结论。[31]例如，若程序规定中包含应当必须字眼，则意味着立法机关并不打算让前者成为可任意选择的指导性程序规定。
（2）可补正在我国是否独立于确认违法的法律后果。伍尔夫勋爵便持这一观点，其认为对强制性与指导性程序规定或无效与可撤销后果的分析，应转移于对以下问题的关注——公共机关不遵守程序要求的后果，取决于对立法机关最初意图的判断分析。
[8]尽管自然公正原则之具体内容因判例的生成而获得灵活性，但其包含两个子原则这一点已成共识。首先，该法第111条规定行政程序瑕疵的无效情形为不能由书面处分中得知处分机关与应以证书方式作成而未给予证书。由此可见，可补正在我国并非一种独立于确认违法的法律后果。理由是后一种违法情形只可在本案中受攻击，而无效情形则可在其他案件中被攻击。
[24]综上，四种观点均充满了灵活性，且都没有给违反自然公正原则的法律后果提供一个明确答案。[52] 陈军志：《论程序瑕疵未补正之后果——以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46条为中心》，载《法学丛刊》2012年第2期。该原则包含以下要点：任何人在面临不利处分前，有权获得对其作出不利处分的通知。其次，关于可补正的行政程序瑕疵，行政程序法第114条第1款作了与德国近乎一致的五项列举。
[3]而越权无效原则也会涉及部分行政程序的内容。应给予当事人陈述意见之机会已于事后给予。
直到2002年修法时，德国遂又明确规定程序瑕疵可在行政诉讼事实审程序终结前补正，即排除了在法律审程序中补正的可能性。[38]而第45条第2款对补正时限的宽泛设定，又折射出德国对程序经济抱持比对依法行政更大的热情，颇有本末倒置的意味。
在违反程序的严重程度上需轻微。有鉴于此，可补正在我国尚非一种独立的法律后果。[64] 参见[日]藤田宙靖：《行政的事前程序》，王贵松译，载章剑生主编：《公法研究》（第16卷），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93-194页。对当事人而言，能够重新建构行政程序进行中应有状态之补正才是有意义的。而可撤销取决于利害关系人的主张，若其放弃主张，则基于公定力的存在，行政行为是有效的。（3）常识性方法，即由法院综合考虑案件的所有情况后再作判断。
[7]而法院的不同判例正是多种可能方案的载体之一。而且可以调卷令撤销，或以宣告无效来达到这种效果。
进入专题： 行政程序瑕疵 。自然公正原则是英国最基本的程序要求，除成文法另有规定外，行政机关都要遵守。
（二）作为行政程序瑕疵法律后果的可补正 《联邦德国行政程序法》第45条第1款规定了五种可补正的行政程序瑕疵：依申请行政行为，当事人已于事后提出申请。[3] 参见金伟峰：《从法定程序走向正当程序——以行政程序为例》，载《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
O Reilly v. Mackman,2 A.C. 237(1983),p.275.也有观点指出，公正活动义务是对传统上自然公正原则的突破，即由（准）司法性向行政性活动扩张。[27]换言之，程序不当存在多种可能，是一个变动的标尺……法院是在事后使用‘强制性程序规定与‘指导性程序规定之用语来证明其判决是正当的，而不是用来确定判决本身。[25] 参见王名扬：《英国行政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而显然性必然的前提是法院得以无庸置疑地调查行政机关假设性的主观意志。
这与作为上位法的新《行政诉讼法》所规定的、适用确认违法判决之行政程序瑕疵如出一辙，从而导致本来在行政程序中可补正的程序瑕疵在进入诉讼程序后却被确认违法。第一，无效说的代表为威廉·韦德，其主张违反自然公正原则中的任一项子原则都将产生无效后果。
之所以作这样的考虑，一是因为德国的做法很可能导致行政机关怠于自行纠正特定类型的行政程序瑕疵，毕竟，不去补正反倒可产生忽略不计之后果，这对行政机关而言既省事又有利。但德史密斯又指出，法院认为必要时，违反不得自为法官之子原则所作决定也可被宣告无效
[4]但是，专门技术性裁量的理论根据未必明确。[27]佐藤英善「伊方・福島第二原発訴訟最高裁判決の論点」ジュリスト1017号（1993年2月）39頁参照。
2000年12月15日，松山地方法院判决驳回居民的请求。本文拟以日本伊方核电行政诉讼为对象，考察其司法审查的强度和方法、证明责任、违法性判断的基准时间等，以期为安全性行政判断的司法审查提供镜鉴。内阁总理大臣1972年11月28日作出许可，1977年9月该核反应堆开始运转。司法如何审查这种最尖端科技的安全性行政判断是一大难题。
对于安全性行政判断的司法审查应有状态，大致可归纳如下： 第一，安全性行政判断是行政机关就风险问题作出的预测性判断，该行政判断中含有专门技术性裁量的成分。他主张多重上浮型规制，在后续阶段实施比设置许可阶段更严的规制。
[36]日本最高裁判所1967年4月7日判決，最高裁判所民事判例集21巻3号5729頁。在撤销诉讼中，一般认为应当采用行为时说。
主张行政裁量有超越与滥用的情形，也应由原告承担证明责任。行政机关对核反应堆的安全性不掌握专门技术知识。
